在那个初夏，陶禄生搭了张大木排，顺资江的滚滚洪波而下，漂过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再驶入水天一色的长江来到汉口，不期而至地出现在三叔面前时，陶玉林也是大吃了一惊的。他拍着侄子比他低不了多少的头，不无先赞赏地说：“嘿嘿，你这只飞天蜈蚣！”飞天蜈蚣是安华人用来形容调皮无羁的角色的称呼。陶玉林很能体察一个乡村少年的心理，让太太照城里人的标准给他打扮一新，理了一个中分缝的西式头，又给了他一笔钱，让他满街去逛。
陶禄生就一连几天逛得饭都不记得回家吃。他先是在街上看汽车和黄包车，接着跑到长江边看轮船，再接下来就是欣赏京汉线上吭哧吭哧来回跑的火车。他将这些文明物以乡下的动物来命名，管轮船叫“铁鸭婆”，管小轿车叫“乌龟壳”，火车则被他叫作“千脚虫”，在饭桌上把年轻洋气的婶婶逗得直喷饭。
陶玉林把他送进了一所中学，吃住还是在家。白天，陶玉林去城郊营部料理军务，钱太太则在家或外出打麻将，陶禄生去上学，三个人吃饭时才凑到一块。婶婶与侄儿开始相处还融洽，时间稍长，就生出摩擦来。一天下午，钱太太想听汉戏，她的木壳收音机却不见了，东找西寻，见侄子的房门关着，里面有收音机的声音传出来。钱太太敲开门一看，一帮学生围簇着她的收音机，一个个心向往之的样子。钱太太不知道他们正在收听中共电台的播音，只是瞪着眼喝道：“禄生，你怎么不经允许就私拿我的东西？”陶禄生有板有眼地：“首先，这收音机不能算是你的东西，它是三叔买的；其次，收音机在你手里只能用来撒谎与骗人，只有到了我们手里，它才发出真理的声音！”钱太太被他的这种语言和口吻惊懵了，她不知学校对他施了什么魔法，在短短的时间里把一个满口村言俚语的乡下毛后生变成了一个谈吐不凡的激进青年。钱太太绷着脸抱起收音机就走。出得门外，忍不住回头瞟瞟这群乳臭未干的青年和满地的烟头，恨声道：“我就见不得这脏！”陶禄生接腔道：“什么人最脏？不是两脚牛屎的穷人，而是地主资产阶级寄生虫，它们寄居在劳动阶级的肚子里吸人血而不知其行为之脏！”学生们哄然大笑，气得钱太太一脸煞白。其实陶禄生主要是在同学们面前操练口才，炫耀胆量，显示进步，实足的书生意气，而并非故意与婶婶作对。
钱太太怄了一肚子气，只好在朝丈夫发作，一定要让陶玉林把侄子弄到学校去当寄宿生。此举正中陶玉林的下怀，二话不说，揣着三叔给的一笔充足的生活费，屁颠屁颠地去住校了。走前陶玉林交待他莫跟激进分子搅到一起，政治这东西沾不得的，千万莫惹祸。陶禄生自然点头应允。直到后来陶禄生惹了祸，陶玉林才察觉自己的这种叮嘱和告诫完全出于一种冥冥中的先见之明。侄儿跟他的禀性太相似了，庶几就是一种惹祸的禀性，不惹祸是不可能的。
不过直到民国三十八年的早春，陶禄生来汉口一年零十个月后，他才把祸惹大：游行时与警察发生冲突，被抓到局子里去了。警察局把电话打到家里时，陶玉林正好坐在电话机旁，仿佛专门在等这个电话似的。他揣上白花花的银元，穿上笔挺的军服，开上军用吉普去警察局保侄子出来。当陶禄生晃着额上有一缕血痕的脑壳颇有英雄气概地坐在三叔面前时，陶玉林就像捡起一块掉在灰里的豆腐，打也不是，拍也不是，苦笑道：“你这只飞天蜈蚣，你是怕三叔钱没地方花是吧？我可以保你出去，可有一个条件——我要你回安华去。”陶禄生斩钉截铁：“不，我还没毕业呢！”陶玉林说：“你这样子还毕得了业？心思早不在学业上了。你爹又到县政府做事了，你到萸江中学去读书，也是一样的。”陶禄生摇头：“不一样，这里有安华学不到的东西。”陶玉林只好压低嗓门说：“跟你说实话吧，共军兵马已在九江以下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很快就会兵临城下，我和你婶婶很快就要随军南撤，你不想走也不可能了。”陶禄生却异常兴奋，拉着陶玉林的手：“三叔，我倒有个主意，你何必南撤呢，你不如带着你的队伍往北边走，打一杆白旗……”陶玉林扳脸瞪眼：“胡扯！就这么定了，我今天保你出来，明天就送你回湖南！”陶禄生眼珠子骨碌一转，也厉声说：“定了就定了，不过我也有个条件：你同时把我的三个同学也保出去！”陶玉林说：“我可管不了他们的闲事。”陶禄生抱起双臂：“那你也莫管我的闲事。”陶玉林气得喉头一哽，骂道：“你这个孽子！”陶禄生笑道：“公公也常这样咒你呢！”陶玉林哽得说不出话。陶禄生又说：“三叔，不就是多花几个钱么？莫那么小器！”陶玉林瞪他一眼：“你以为光钱就行？你们是小赤党，弄不好惹火烧身！”陶禄生就站起身来：“你要怕惹火烧身，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陶玉林就被他激得腾地站起：“你以为三叔是胆小鬼呀？你等着。”说完陶玉林就匆匆赶回家，带了更多的钱，又抓了两只金戒指，回到警察局，费了一番周折之后，把他们保了出来。
陶禄生回到三叔家就被警卫给看住了，不许他出门。陶玉林给他准备了通行证和足够的盘缠，当天夜里，就送他去武昌车站，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为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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